原标题：2022北京瓣膜论坛丨凝力聚心，共议瓣膜性疾病的用药策略——药物专场隆重开幕！
瓣膜性心脏病的发生发展与年龄密切相关，随着年龄增长，瓣膜病发生率也随之增加。在老年人群中，退行性主动脉瓣狭窄和二尖瓣反流是最常见的瓣膜性心脏病，而严重的瓣膜性心脏病甚至可导致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甚至死亡等后果。除外科手术和经导管介入以外，药物治疗也是临床医师的一大“利器”，为减缓病情进程、TVT体育改善患者预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帮助更多医师能在面对不同瓣膜性心脏病患者时选择合适药物，2022年6月25日，北京瓣膜论坛特别举办瓣膜病介入领域的药物专场，并诚邀数位知名专家共聚云端，结合我国瓣膜疾病患者的流行病学特征，深入讲解各种临床常见药物的应用策略，进一步探索各种瓣膜性疾病的潜在药物治疗靶点，为未来药物策略优化和药物研发指引方向。
本次学术活动特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董建增教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陈良龙教授、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泽琪教授担任会议主席；并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陈晖教授、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彭小平教授担任会议主持；同时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罗太阳教授、中国人民总医院刘长福教授、澳门镜湖医院谭冠昶教授、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龚韧教授作为讨论嘉宾；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王斌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叶蕴青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张而立教授、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张申伟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药物研究所吕晓希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刘然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赵振燕教授作为分享嘉宾共聚云端，畅议瓣膜介入领域的用药策略。
会议伊始，董建增教授、陈良龙教授、郑泽琪教授作为本场学术活动主席纷纷进行致辞并表示，瓣膜疾病介入治疗是当前国内多所中心心内科的主要发展方向，并且已经在国内众多学术大咖的鼎力支持下，于近年间成功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通过不懈努力取得了相当卓越的成就。除了介入策略、最新器械以外，术前及术后的药物治疗也是当前瓣膜疾病介入领域的聚焦话题，相信本次药物论坛能以其专业、详实的学术内容让所有与会专家皆学有所获、满载而归。
二尖瓣反流（MR）是最常见的心脏瓣膜疾病，也是心力衰竭的常见原因；随着器械研发及临床研究的进展，介入治疗已成为二尖瓣反流的新兴治疗手段。为帮助术者正确开展经皮二尖瓣钳夹术，王斌教授结合其临床实践经验和相关病例，深入分析了经皮二尖瓣钳夹术的术前及术后抗栓治疗策略。
MR的病因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原发性MR主要涉及瓣叶和/或腱索的病变；而继发性MR主要是由于左心室大小、形态和功能的改变，伴或不伴瓣环扩张；混合性MR则兼具两者特点。相关指南认为，部分DMR和FMR患者经评估后均可从药物治疗中获益。经过药物优化治疗，相当部分缺血性MR患者的症状均可明显改善，这也提示患者病因的不同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行二尖瓣缘对缘修复术（TEER）时的抗栓治疗策略。
自2002年初代MitraClip原型产品问世，二尖瓣反流临床治疗就顺利跨入TEER时代。因缺乏大样本RCT研究证据，MR修复术后抗栓策略一直备受争议，目前国内外指南倾向于依据有无抗凝指征指导抗栓策略：2021 ESC指南推荐，有抗凝指征可长期予以口服抗凝药，无抗凝指征可应用口服抗凝药3个月；2022心脏瓣膜外科抗凝治疗中国专家共识同样强调有无其他抗凝指征。在EVEREST Ⅱ（MitraClip临床研究）中采用的抗栓策略为术中肝素应用、术后阿司匹林325 mg QD 60天和氯吡格雷75 mg 30天，该研究结果显示TEER组和外科组术后30天卒中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另一个单独比较MR修复后行抗凝、抗板治疗的研究结果显示，抗凝组的出血事件发生率较抗板组更低。
随后，王斌教授分享了两例MR病例以进一步说明行TEER手术的术后用药策略。一例STEMI合并二尖瓣反流患者在行PCI后，采用了双联抗血小板治疗策略（阿司匹林100 mg QD+氯吡格雷75 mg QD），再于ECMO支持下行TEER手术，术后随访超声评估提示其二尖瓣反流得到明显改善。另一例持续性房颤合并二尖瓣反流和心衰的患者在行PCI介入后，采用了三联抗血小板治疗（阿司匹林100 mg QD+氯吡格雷75 mg QD+达比加群110 mg bid），再于IABP支持下行TEER，虽取得较理想的术后结果但因曾应用DCB处理冠脉病变仍需进行长期抗凝（利伐沙班15 mg QD+阿托伐他汀20 mg QN+ARNI 50 BID+地高辛0.125 mg QD）。
总的来说，TEER术后患者的抗栓策略应结合患者实际病情情况做判断，根据是否存在其他抗凝/抗血小板指征以调整用药方案。
TAVR抗栓存在巨大挑战，其出血风险是PCI的十倍，而合并症较多的患者则易发生栓塞，尤其是老年人群的出血风险和栓塞风险同时增高。STS/ACC TVT注册研究显示，TAVR术后30天内脑卒中发生率2.1%、大出血发生率4.1%-4.3%，1年内脑卒中发生率1%-8%。就此，叶蕴青教授结合大量相关研究结果和指南内容，以进一步说明TAVR术后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患者的围术期和长期抗栓治疗方案。
目前有大量研究探索了TAVR术后抗栓治疗方案。在2020年发表的POPular TAVI研究中首次解答了无OAC适应证患者的TAVR抗栓策略，该研究结果显示TAVR合并房颤，能单用OAC就不联用，“应简尽简”原则。基于多个大型临床研究结果，2021 ESC-TAVI抗栓专家共识建议有口服抗凝指征的患者若在近期行冠脉支架植入则应于TAVR术后行1-6个月的DAPT治疗，再行终身单抗；而在2022年2月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发布的我国首个“TAVR术后抗血栓治疗中国专家共识”中，根据患者伴有或不伴有长期抗凝治疗适应证进行了详细推荐（图1）。
综上所述，TAVR患者属属高栓塞及高出血风险人群，抗栓方案应遵循应简尽简原则。没有抗凝指征的患者应采取：TAVR术后采用单阿司匹林75-100mg抗栓治疗；对于出血风险低的患者也可以考虑采用阿司匹林75-100 mg+氯吡格雷75 mg应用3-6个月；TAVR术前不建议负荷抗血小板药物，会增加出血发生率。存在抗凝指征的患者则：对于合并房颤TE的患者，建议VKA单抗凝治疗，不建议联合抗血小板药物；NOAC相对于VKA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对比尚需未来更多研究数据来进一步探索。最优抗栓策略应遵循个体化原则，根据患者合并症及其他伴随治疗等因素综合评估患者抗栓治疗方案。
此外，TAVR人工瓣血栓问题同样值得重视，主要分为临床及亚临床血栓，目前最佳检查方式是4D-CT检查。其中，亚临床血栓发生率高13.3%（3.7-40%），临床血栓发生率低1.2%（O.6-2.8%）。TAVR人工瓣血栓发生规律，但好发时间仍不明确。TAVR亚临床血栓可能造成人工瓣血流动力学障碍及瓣膜毁损，但是否增加卒中及死亡率，目前仍存在争议；常规的抗凝治疗可能增加出血，所以应选择高危患者进行抗凝治疗（如瓣中瓣、环上瓣患者）。
张而立教授：主动脉瓣钙化狭窄发病机制研究进展——从临床医师的角度思考主动脉瓣狭窄的转化医学研究
主动脉瓣狭窄（AS）是老年人群第三大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十二五-中国心血管病患病率调查显示主动脉瓣狭窄患病率约1.4%，并随年龄逐渐升高，因此AS正严重危害中国老年人群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健康。就此，张而立教授根据AS不同的病理生理学机制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其研究现状，助力临床医师结合AS发病机制探索其治疗策略。
目前为止，药物治疗无法延缓CAVS的自然病程，SAVR和TAVR是AS的主要治疗手段。TVT体育为加强AS的预防治疗，2022年发表于EHJ的文献将CAVD的病理生理机制进行了归纳总结（图2）。其中，CAVD的危险因素可归纳为遗传易感性和获得性因素，从而导致VEC损伤，造成血脂沉积和炎症反应，在VIC表型转化后引起钙化结节形成和血流动力学异常，最终引发AS。值得注意的是，钙化结节形成和血流动力学异常会进一步加重VEC损伤和血脂沉积、炎症反应，形成恶性循环。
目前，CAVD发病机制的研究热点包括遗传易感性、血流动力学、血脂紊乱；除此以外，还有血栓形成、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感染性炎症反应、慢性牙周炎等。主动脉瓣狭窄具有明显的家族聚集现象，生活习惯、环境因素也参与了主动脉狭窄的发生和发展；而血流动力学异常可能是主动脉瓣钙化狭窄的始动和加速因素；血栓则更容易导致自生瓣进展/生物瓣衰败。值得注意的是，慢性牙周炎与冠心病、老年痴呆等心脑血管疾病密切相关，牙龈卟啉单胞菌是慢性牙周炎的核心致病菌。上述发病机制同时也是CAVD的潜在干预靶点，当前较为常见的对策包括PCSK9i、叶酸片、抗栓、牙周炎治疗等。
综上所述，主动脉瓣狭窄（AS）是老年人群第三大常见的心血管疾病，AS一旦出现症状则进展迅速，死亡率极高。目前，药物治疗不能阻止或减缓AS进展，TAVR/SAVR是当前治疗AS的主要措施。内皮损伤、脂质沉积、炎症反应、钙化形成是AS病理改变的关键节点，以其作为潜在干预靶点研发的PCSK9i、补充叶酸、人工瓣抗栓、ARNi抗重构等药物治疗的临床获益值得期待。值得注意的是，慢性牙周炎可能是AS的新危险因素，Pg与AS的临床相关性有待进一步证实；而临床问题指导的转化医学基础研究可能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中国瓣膜性心脏病的回顾性分析结果显示，最常见的瓣膜疾病是二尖瓣关闭不全（60.8%）和三尖瓣关闭不全（59.8%），心衰是瓣膜病最常见的合并症，发病率高达56.8%；另一项纳入全国31个省28,814例患者的流行病学横断面调查显示，二尖瓣反流（MR）是最常见的心脏瓣膜病，其发病率在AS患者的5倍以上。更为重要的是，轻度和中重度MR患病率都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高危或老年患者接受二尖瓣置换术的病死率高达25%。为加强广大临床医师对于MR患者的诊疗能力，张申伟教授根据其发病原因讲述了ARNi在心脏瓣膜病心衰患者中的应用。
功能性反流是慢性心衰（CHF）的常见并发症，80%以上的CHF患者伴有不同程度的MR，其中重度MR的发生率未18.9%。FMR发生时，LV功能减退，因张力增加和闭合力减弱导致平衡受到破坏。随着FMR严重程度的增加，HFrEF患者的生存率呈持续性降低。对此，2014 AHA/ACC指南推荐，对于合并LVEF降低的心力衰竭的慢性继发性MR患者接受心衰的标准GDMT，包括：ACEI，ARB，β受体阻滞剂和/或醛固酮拮抗剂；药物治疗后仍有症状的重度继发性MR患者，推荐考虑手术治疗。此外，2015 ESC立场声明和2017 ESC/EACTS同样提出，与心力衰竭管理指南相一致的最佳药物治疗应是所有继发性MR患者管理的第一步，重度继发性MR才考虑手术治疗。由此可见，药物治疗是FMR患者的一线治疗策略，也是所有治疗方法的基石。
其中，ACEI/ARB已被证实能有效治疗原发性MR，RASi可改善合并继发性MR的心梗患者的长期预后；而利钠肽系统通过扩张血管、抑制心室重构在心衰中发挥有益作用。诺欣妥®以此为靶点而研发，具有独特双重神经内分泌调节机制，通过代谢产物LBQ657抑制脑啡肽酶，同时通过缬沙坦阻断AT1受体，调节NP系统、tvt新闻抑制RAAS系统。该款药物的6个月临床随访结果显示，与依那普利相比能显著改善HFrEF患者的心脏重构指标；在PARADIGM-HF研究中，亦被证实能显著降低心血管死亡和心衰住院风险；此外，在心衰合并FMR患者中，诺欣妥®与缬沙坦相比，可有效改善MR患者的EROA、反流量和EDVi，且两者间安全性相当。
MR的患病率高、预后不良，但药物仍是FMR的一线治疗，指南推荐FMR患者管理时优先考虑心衰标准药物治疗。诺欣妥®具有独特的双重作用机制，PROVE-HF研究和EVALUATE-HF研究证实诺欣妥®能持续有效地改善心脏重构，且显著优于ACEI。PARADIGM-HF研究奠定了诺欣妥®的一线治疗地位，并得到欧洲、美国和中国指南I类推荐；而PRIME研究证实与缬沙坦相比，诺欣妥®显著改善MR合并HFrEF患者的EROA，该药物可能是这类患者的最佳药物治疗方案。
加强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患者的血脂管理，是延缓其疾病进展并改善远期预后的重要举措。然而，目前我国ASCVD患者血脂管理形势不容乐观，仍有较高比例的患者在接受传统降脂药物治疗后血脂管理并不达标。就此，吕晓希教授结合PCSK9抑制剂的生物学功能，向广大临床医师分享了该款药物在降脂治疗中的重要作用。
LDL是血液运输胆固醇的重要载体，与动脉粥样硬化密切相关。在对他汀类降脂药的特点进行分析的时候，发现该类药物不仅具有良好的调脂作用和耐受性等优点，还能有效地降低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死亡率，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为患者的生命安全提供保障。临床常见他汀类药物包括HMG-CoA、洛伐他汀、辛伐他汀、替伐他汀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增加他汀剂量将随之增加药物相关副作用，因此他汀类药物在应用时必须遵守“6原则”，是其“致命的弱点”。与他汀类药物作用机制不同的是，PCSK9是通过在细胞表面通过与LDL竞争性结合LDL-R，导致溶酶体介导的LDL的降解水平降低，从而引起外周血LDL水平增高，其功能突变可以造成循环血脂代谢的异常，通过PCSK9抑制剂可以有效改善LDL降解减少情况，降低机体LDL水平。
PCSK9抑制剂包括Bococizumab、Evolocumab、Alirocumab单克隆抗体等。其中，Bococizumab单克隆抗体在一项针对其免疫原性评估研究结果中显示，抗药物抗体总体发生率高达44.0%，27.0%受试者产生了中和抗体；同时，Alirocumab单克隆抗体虽产生抗抗体的比例尚可，但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风险较高，两者的临床应用效果均并不理想。而Evolocumab单克隆抗体的抗药物抗体比例仅0.25%，且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风险低；此外，在FOURIER研究、ODYSSY Outcomes研究结果中均显示能有效改善患者的LDL-C水平和主要复合终点事件发生率。值得注意的是，Evolocumab单克隆抗体在中国健康人群中的药物代谢动力学显示，中国人群和西方人群的肝功能代谢能力存在差异，应用策略略有不同。
总而言之，LDL-C目前仍是诱导ASCVD最重要的风险因素之一。他汀类药物临床治疗目前存在瓶颈，而PCSK9i是当今降低LDL-C最为有效的策略。Evolocumab单克隆抗体是全人PCSK9单克隆抗体，具有极佳的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动力学特征。
冠心病与AS有共同的危险因素（高龄、高血压、高脂血症、吸烟）和相似的临床表现（胸痛、胸闷等）。临床观察显示，AS合并CAD的发病率为38%-74.9%，而PAETNERII和SURTAVR 两项RCT研究结果显示纳入的中危AS患者中合并CAD＞60%。因此，了解冠心病合并瓣膜病患者的治疗策略对于临床医师至关重要。就此，刘然教授就其发病机制展开探讨，并深入讲述了冠心病合并瓣膜病患者的血脂治疗策略。
2021年ESC-VHD指南建议TAVR患者冠脉近端狭窄＞70%考虑行PCI；TAVR患者、拟行二尖瓣介入和冠脉近端狭窄＞70%考虑行PCI。ACS患者于PCI术后可能出现复发现象，这通常与易损斑块的不稳定性相关，因此，稳定斑块或能有效降低ACS患者再发心血管事件。斑块是由脂蛋白堆积而成，与ASCVD风险相关的脂蛋白包括LDL-C、TGRL和Lp(a)。相关研究证实，升高的LDL-C和Lp(a)在主动脉瓣狭窄的发生发展中起因果作用，涉及瓣膜脂质浸润、炎症、纤维化和钙化，特别是家族高胆固醇血症患者；而Lp(a)和OxPL-apoB水平的升高与AS快速进展相关，将增加主动脉瓣置换的需求。
由此可见，Lp(a)作为血脂家族的一员，与心血管疾病密切相关，这也使得其在临床中越来越受到重视。相关研究结果显示，Lp(a)水平与冠心病患者复发CVE风险独立相关，对其进行测定有助于及时进行药物或生活方式的干预，从而降低事件复发风险；PRIME研究更是显示，Lp(a)为冠心病预测因子。因此，各大指南/共识中均有对Lp(a)检测和筛查的建议，指出对于一般人群而言一生中至少应考虑检测/筛查一次Lp(a)；而血脂综合管理对于控制冠心病合并瓣膜病患者的病程具有重大意义。
目前，冠心病合并瓣膜病患者的血脂综合管理主要以稳定冠脉斑块、降低Lp(a)为主。通过降低LDL-C水平即可有效稳定甚至逆转斑块；而降低Lp(a)则应以降低总体ASCVD风险、控制伴随的各种血脂异常为管理原则，从生活方式干预、他汀类药物和PCSK9抑制剂等角度着手控制。脂蛋白(a)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关系及临床管理的专家科学建议：对于Lp(a)≥30 mg/dl的ASCVD患者，应尽可能使用中等强度的最大可耐受他汀和依折麦布联合治疗使其LDL-C达标，包括加用PCSK9i，但考虑药物经济学和现有证据，不论何种人群不推荐以降Lp(a)为首要目的应用PCSK9i；鉴于LA的局限性，不推荐LA常规用于治疗Lp(a)增高的患者；借鉴国外经验与建议，对于经充分降LDL-C治疗以及控制其他危险因素后，Lp(a)≥260 mg/dl且动脉粥样硬化进行性加重的患者可采用“医生与患者沟通决策模式”酌情选用LA治疗。
LDL-C是易损斑块的主要参与者，形成的脂质核心、参与炎症反应，而斑块体积的变化与MACE的发生有明确相关性，斑块体积百分率每减少1%，MACE风险约降低20%。因此强化降脂，早期应用PCSK9i可以显著降低血运重建事件的发生风险。此外，Lp(a)升高是冠心病和主动脉瓣钙化疾病的危险因素。因其水平的分布在全球不同种族人群中存在显者差异，所以我国有待开展大样本流行病学研究以明确中国人群的Lp(a)水平分布情况，以及更适合中国人群的Lp(a)风险切点。同时，需要尽快在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中检验可以特异性降低Lp(a)的干预措施，对于一级和二级预防，以及特定的疾病状态都应考虑进行相应的临床试验。
心脏瓣膜病是由于炎症、粘液样变性、退行性改变等原因引起的单个或多个瓣膜结构的功能或结构异常，导致瓣口狭窄及（或）关闭不全；其中，二尖瓣最常受累，其次为主动脉瓣。当瓣膜机械性损害造成血流动力学异常时，心脏压力负荷（瓣膜狭窄）或容量负荷（瓣膜关闭不全）发生改变，最终将发展为失代偿性心衰。罗太阳教授根据心脏瓣膜病心衰的分类、治疗过程以及实际病例，简述了rhBNP在此种疾病中的应用。
心脏瓣膜病性心衰的发生机制不同于冠心病、高血压病等疾病的原发性心肌损害机制，因而其预后也有独特的规律性。AS患者心衰发生后一般存活时间仅为1~2年；MS患者出现心衰症状后5 年存活率＜15%；严重AR或MR的心衰患者，无论换瓣与否，其预后均与左室扩大和射血分数（EF）降低程度相关；对AR心衰患者早期积极治疗（如血管扩张剂应用）能改善预后；而MR患者的预后则更多地取决于其病因，药物治疗仅能使5年存活率达到50%。
根据急性心衰的临床表现可将其分为急性代偿性心衰、急性肺水肿、孤立性右心室衰竭和心源性休克。通常而言，此类患者的就诊都会相对紧急（图3），临床医师应采取一般治疗高枕卧位或端坐位以通过下垂双腿减少回心血量、降低心脏前负荷，若出现心源性休克或呼吸衰竭则需行氧疗（适用于低氧血症和呼吸困难明显，尤其指端血氧饱和度＜90%）和出入量管理（肺淤血、体循环淤血明显者应严格限制饮水量和静脉输液速度）。在药物治疗方面，除了基础治疗（）以外，还有利尿剂、血管扩张剂（硝普钠、rhBNP等）、正性肌力药、血管收缩剂、改善预后的药物（ARNI、β受体阻滞剂等）和抗凝治疗。为进一步说明急性心衰的诊疗过程，罗太阳教授通过了一例实际病例，逐步展示了患者入院诊断、术前用药、心衰发作过程以及后续治疗措施的整个流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心衰失代偿期，BNP分泌虽被上调，但与机体过度应激反应相比，仍然存在严重的绝对或相对不足，难以代偿急剧恶化的血流动力学状态。随着对BNP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利用增加BNP浓度，发挥其生理活性作用来治疗心力衰竭。rhBNP的药理作用包括：迅速纠正血流动力；利尿排钠，对K+及SCr无影响；抑制神经内分泌系统过度激活；天然抗心脏重塑。因其优异的临床效用，rhBNP在多个权威指南中均有被推荐。该款药物的负荷剂量为1.5-2 μg/kg静脉缓推，维持剂量速率为0.0075-0.01 μg/kg/min。值得注意的是，外源性补充BNP安全性更高，若发生低血压等不良反应则应减量、停用或加用多巴胺；同时，为保证药物稳定性，建议每支新活素单独配制；此外，rhBNP还可与利尿剂联用（改善因RAAS系统激活引起的利尿剂抵抗，轻、中度肾功能不全的病人使用不受限），与多巴胺联用（能预防患者低血压的发生）。
总之，心脏瓣膜病是心衰发作的常见病因。rhBNP兼具扩血管及利尿作用，在心脏瓣膜病合并心衰患者中能有效控制症状且耐受性较好，使用rhBNP时应严密监测血压，血压偏低时小剂量开始逐渐滴定剂量。
2003年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35～74岁成人心力衰竭患病率为0.9%。庞大的人口基数和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患病率不断增加的因素，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心衰疾病负担可能会越来越重。就此问题，赵振燕教授根据左西孟旦独特的作用机制和药理作用，对其在心脏瓣膜病心衰患者中的临床效益进行深入分析。
慢性心衰的治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有重大的转变：从旨在改善短期血液动力学状态转变为长期的修复性策略，以改变衰揭心脏的生物学性质；从采用强心、利示、扩血管药物转变为神经内分泌抑制剂。目前治疗急性心衰的三大药物分别是利尿剂、血管扩张药物和正性肌力药物。其中，正性肌力药物是通过增加心排血量、改善重要脏器的灌注及改善急性期症状从而发挥作用，但传统正性肌力药物已经有大量不良事件报道，AHF患者使用多巴酚丁胺或心源性休克患者使用肾上腺素会增加死亡率。而新型正性肌力药物左西孟旦的作用机制则相对独特，其采用了增加Ca2+敏感性从而避免其内流的新思路，是具有血管扩张作用和心肌保护作用的正性肌力药物（图4）。
目前，左西孟旦的众多临床研究（LIDO、CASINO、RUSSLAN、REVIVE-1、REVIVE-2、SURVIVE、PORTLAND等）均证实其有效性和安全性：能改善失代偿性急性心衰症状及血液动力学，不增加死亡率。作为第一个被指南推荐的钙离子增敏剂，该款药物是心衰药物治疗中的一个重要选择。此外，LEVO-CTS研究结果显示，左西孟旦可以降低CABG术后90天死亡率和低心输出量综合征（LCOS），而LCOS是一种可能引发致命性并发症的灾难性事件，可引起心脏和外周组织血流灌注不足从而造成重要脏器（如肝肾）功能不全。
因此，考虑到其独特作用优势，左西孟旦或可以应用于主动脉瓣膜病。相关研究显示，左西孟旦可显著提高心脏指数、每搏输出量，能显著降低体循环阻力、肺循环阻力和PCWP，且对心率无影响。基于该研究结果，将进一步在重度AS伴严重心衰患者中以及重度AS合并心衰患者在主动脉球囊扩张及支架植入后注射左西孟旦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展开探索，以此为其提供充足的循证证据。
总而言之，左西孟旦已在40多个心脏外科手术的临床试验中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它可以降低LCOS的风险或有效治疗术后低心排、改善肾功能等，并有可能降低死亡率，虽也有研究数据不同于以上结论，但可能是由于潜在的病理生理学或给药方式的差异，或由于不同手术操作和灌注管理中的差异所致（例如，体外循环或用药剂量太低或使用晶体心脏停博液）。随着结构性心脏病的快速发展，左西孟旦在该领域如何定位，仍需进一步研究！
“行笃学之路，探瓣膜性疾病的药物治疗策略”，作为2022北京瓣膜会的药物专场，这场为时3个小时的学术活动仍是干货十足。诸位与会专家从各种临床常见药物的作用机制和药理作用着手，结合各大权威指南和临床实践情况，全面而又细致地讲解了二尖瓣反流、主动脉瓣狭窄、心脏瓣膜病心衰等多种瓣膜性疾病的药物治疗策略，并进一步为广大临床医师明晰了该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和发展道路，以期借此推动我国在瓣膜性疾病药物治疗方面临床研究的开展。期待未来我国临床医师能坚持学深悟透，充实自我，为提高我国的医学治疗水平而不断奋斗。TVT体育